灰霾倒逼“去煤化” 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

此时如果决策者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今后的财政绝不是一个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最终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

（3）如何强化监督检察部门的保障与清洁职能，减少各种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给广大民众造成的硬伤。要告诉大家，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任何压抑和限制都是不道德的。

（6）要在减少乱收费与强化财政预算方面争取新的突破，通过增加政府花钱的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争取民心，减少延缓权力合法性危机，在发展活力与稳定之间建立动态的平衡。非财富活动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财富没有必然的、不可分离关系的活动，是完全不创造财富的活动，即人际交往活动。这就对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相对滞后的国家与民族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与挑战。（6）如何在减少乱收费与强化财政预算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增加政府花钱的透明度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公平分配。主要挑战在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治理系统，如何顺应世界性的潮流，与普世价值并行，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成为全球大家庭中的一个合格公民。

（3）要真心诚意地按照主权在民的现代社会治理基本原则，摆好广大民众与政府的主仆位置，力戒避免保姆替主人包办一切的霸道恶习。中国社会未来在道德建设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是：（1）如何不断提升道德规范本身的优良性，最大化地实现道德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说土地是农民的集体所有，但过去种什么、卖给谁、什么价，多少年都是国家规定的。

由此，"三个集中"就与农村土地流转脱不得干系，举凡农地经营的集中、农户居住的集中、以及工业项目向园区的集中，没有哪样事情不涉及农村土地的流转。"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专题： 改革 。个人之见，集体制最主要的特征，是名义上公有的权利极不清晰。以相对集中居住为例，考一个简单的吧：张家老宅子为祖上所传，今天核查人均占地350平米。

党政者，手中握有强制执行力的权威主体也。现在搞集中居住，问各家老房子的土地怎么算？新宅按什么标准配给？拆旧建新的利益补偿又如何厘定？讲过了，"三个集中"自上而下由党政主导。

说一幅土地归集体所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这幅地属于一群人共有。因侵权行为及其引发的疑虑和反对，不但可能叫停改革，而且还有可能先扭曲改革、再为改革写下墓志铭。王家也是公家划给的宅基地，但超政策多占了，人均100平米。问题是那"一群人"的组成，常常会发生变化。

因为一旦发生转让，"模糊的权利空间"一定引诱人们各出奇招，争夺包含其中的巨大利益。被改革触发的矛盾吓倒，从此偃旗息鼓，那么"先行先试"就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打仗就更应该更讲军令如山了。我们的解读，"要是不能有效地防侵权于未然，那么土地流转改革的面越广、推进的力度越强，改革替侵权背黑锅的风险可能就越大。

他们的应对之道，是于2008年1月16日下达了当地的1号文件，部署"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全部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并在全面确权的基础上，推动农地承包权、山林承包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农村房屋所有权的规范流转，以"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由此，"转让"很容易打开侵权的闸门。

在这个基础上，一动还真不如一静。李家是人民公社时代新成家分得的宅基地，按政策人均占地35平米。

到了2008年，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处在十字路口上：继续推"三集中"，由改革推进方式带来的风险可能继续积累。不准农家的宅基地流转，他们的这块权益至少在物理上不被侵犯。当下之中国农村，早已卷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潮，各种要素的流动、转让和重组，不是谁想让其动就动，令其静就静得下来的。权利模糊条件下的"流转"，方方面面都来下手，很容易把农民那点家产折腾干净。不过，使用权还是要受集体所有权的纠缠：人口变动了，分户的承包权要不要也变动？不变，"集体"不干。这也是不少三农专家对"农村土地房屋的转让权"总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2003年以后成都推行的"三个集中"，看作是党政主导机制开启的农村要素流转。不少人以为否定了农民私产的"集体"，天然就是一种"公"的经济，那是很大的误解。

改革后，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终结了，但土地的统购统销还在--政府有权征用集体土地，然后交付市场拍卖。在外部，农村集体与城里人、政府与国家（全民利益的抽象代表）的行为边界也不清。

所以，第一次听到"三个集中"，我的直接反应就是一个问号：这些事务，提"集聚"可也，但"集中"就过于强硬了。问题是，征地权也模糊：宪法对此加上"为了公共利益"的限制条件，却并没有为"非公共利益"的土地转让留下法律空间。

概言之，集体土地制的权利边界先天模糊。凡死去的、嫁出去的就都不是。这里的麻烦是，"集体"人口滋生无限，但土地有限，于是凭成员权无偿取得宅基地的做法，在很多地方也不得不打折扣：有的收窄面积，有的要排队等待，有的永无希望。话说成都自2003年从江浙一带学回来的"三个集中"后，抓住的不仅是由农转工的产业变革，而且是城乡资源的空间集聚。

在内部，农民与农民、以及农民与抽象的"集体"之间，行为边界不明。这些场合需要快刀斩乱麻，离不开强制力

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是自身经济结构性扭曲的反映。问题是，最近这些年的情况恰恰相反，经济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不升反降。

与此同时，中国的生产成本却在提高，农民工做得了工作岗位在向其他国家流失，而另一些升级了的企业所创造的岗位却未必是农民工做得了的。有人将农民增收的希望寄托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采用，这些都必须以农业人口的减少为前提。

从近年的数据来看，劳动收入占比降到了40%左右，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城乡差别的另一种体现，也就是说，较落后的地区通常有比较高比例的农村居民，算人均收入的时候，当然就吃亏了。对于这一现象，有学者从产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统计局数据被指为童话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感受是收入差距在扩大，而数据却显示，自2008年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这一现象限制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第一，在2008年之间的经济繁荣期，资产价格上升，投资旺盛，这会拉开资本所得者（如股票投资者）和劳动所得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在之后的经济下行期间，两者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通俗地说，就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未同步吸纳农村居民进城就业，并且存在大量的资源低效率利用。有一些因素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层面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就是童话。

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语言交流的重要性也在提高，而外来人口如果不说本地方言，还面临进入服务业的障碍。如果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的份额高，那么，相应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就被挤压了。